真实长征：毛泽东的绝地反击
红军过湘江，损失过半。
出发时八万多人，过完湘江就剩下三万多人了，当巨大的伤亡数字摆在众人面前时，没有人可以淡定从容。
或许只有李德还保持着乐观的心态，渡过湘江后，他在回忆录里说：“主力部队在质量上甚至还有所提高了。”
作为局外人，李德的心态自然轻松，作为始作俑者，李德自然不敢实话实话，他只是顺口提到过湘江损失惨重，却把责任推给了周恩来。
说损失惨重的部队，是按照周恩来撤退计划整编的，责任在他。
博古侄儿把湘江失利的责任推给教员，李德把责任推给周恩来。
但周恩来没有推卸，他主动承担了责任，做了自我批评。
周恩来是一个境界很高的人。
纵观党史，几乎在每个重大历史关头，周恩来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博古能在苏区站稳脚跟，掌握这么大的权力，跟周恩来有关系，遵义会议后，博古愿意放弃职位，也跟周恩来有很大关系。
想把博古的事讲透，不提周恩来是不行的。
想知道教员是如何重回领导层的，不提周恩来也不行。
不要光看一个人说什么，你还要看他是如何做的。
周恩来不仅仅是做了自我批评这么简单，在弄出了这么大一个烂摊子后，在另两位三人团成员都在甩锅逃避的时候。
周恩来没有逃避，而是在很努力的解决问题。
教员在遵义会议上被增选为常委，重新拿到军事权，有三个人发挥了关键作用，分别是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
这三个人的作用，不是简简单单在会议上投个票就完事了，那只是一个结果，真正精彩的东西是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你会看到一个个鲜活的人，感受到他们的痛苦与挣扎，看到他们的坚持和信仰，也会看到教员的隐忍和爆发。
全篇共计10000字，阅读需要25分钟。
这是一个很长也很精彩的故事，我们先从周恩来开始讲。
01
周恩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用一个小故事来说明。
1939年的时候，周恩来跟曹天风有这样一番对话，曹天风说：“道家思想对于革命、对于社会改造虽然无用处，但对于个人修养却是有帮助的，能使自己过好‘黄金关、权力关、美人关’。”
周恩来反问他：“道家最精彩的话是什么？”
曹天风听到这个问题，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
周恩来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大概是道家最精彩的话了吧？”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打个比方，有些父母会把子女看成自己的附属品，我生养了你，所以你就该听我的，子女全部的东西都是父母的，这叫生而有之。
生而不有跟这个是反着来的，我生养了你，却并不据为己有。
为而不恃，就是功成而弗居的意思，我帮了你一个大忙，但我却并不用这个功劳来邀功，居功自傲。
长而不宰也是差不多的意思，我培养了你，给了你很多资源，帮助你成长，当你成长起来后，但我并不要你什么好处。
这句话代表了一种很高的人生境界，同时也能反映出周恩来的精神追求和人生观。
一个人对一句话非常认可，说明这句话背后的思想内涵跟他的精神世界和人生追求产生了强烈共鸣。
你要是拿一个普通人的修养，去看周恩来的言行，那你怎么也看不明白，不是一个水平的，自然很难理解。
所以，我先把这个东西摆在前面，然后你再去看相应的历史，才能抓住这其中的精髓，理解周恩来的行为逻辑。
不然，你手里握把锤子，看什么都像钉子。
先把锤子放下，你才能看到更多细节。
02
1931年9月中旬，周恩来、王明、张闻天、博古等四人在博古家里开会商议临时中央的成员。
王明提出让博古当这个总负责人。
此前，周恩来刚在四中全会上，检讨了自己调和主义的错误，承担了三中全会的部分责任，算是“戴罪之身”，基本没有话语权了。
而张闻天原本就是被派回来协助王明的。
因此王明的提议，很顺利就通过了。
此后周恩来就去了中央苏区，成为苏区事实上的一把手，后来博古也到了苏区。
周恩来起先是比较支持国际派的，不然博古到了苏区之后，也不会这么快就站稳脚跟。
后来讨论这一时期的错误，有一个说法，叫“经验主义”扶持“教条主义”。
教条主义没有群众基础，到了苏区之后，是经验主义填补了教条主义的这块空白。
因为一开始，周恩来、朱老总他们都是认可城市道路的，除了教员之外，几乎所有高层都认可苏联道路，都坚定认为只有城市道路进攻路线，才能取得最后的革命胜利。
但教员是个例外，他坚持不打大城市，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让周恩来、项英等人非常不理解。
第四次反围剿前后，拿掉教员军事指挥权时，还联名写了一封信给上级，说教员是百分百的机会主义。
虽说周恩来一开始并不认可教员的政治路线，可对教员的军事能力还是很认可的。
在苏区那几年，周恩来发现，教员这个人很有领袖气质，是个十分有能力的人。
所以你会看到，在苏区的时候，周恩来在一些方面反对教员的观点，可在军事方面却很尊重教员的意见，很多事情，都会请教教员是如何看的。
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教员被弄回了大后方做政府工作，而在前线的周恩来，往后方传战报的时候，都会发一份给政府那边。
其实就是间接把一些军事情况告知教员。
战争年代，军事第一，战争的情况决定了很多方面的工作，不让接触军事信息，对于教员来说是一件很苦闷的事。
但周恩来却想着法的，让教员看到相关信息，这就是一种认可。
03
周恩来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很清楚自己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
在一次会议上，周恩来直言：“我不是帅才。我理理家可以，做不了帅……”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周恩来也不知道，究竟谁适合做这个帅，谁才能为中国革命指明方向。
通过第五次反围剿和湘江血战，周恩来看明白了一件事，国际派也当不了这个帅，他们没有那个能力。
而项英、凯丰这些人更不行，这是一个淘汰选择的过程。
最后放眼望去，只有教员有这个气象。
渡过湘江后，周恩来对博古和李德已经不报任何希望了，在行动上明显开始偏向教员，想重新把他引回核心领导层。
要明白，渡过湘江之后，在那样一个紧张的氛围里，从资历、从威望、从职务、从影响力等各个方面来看，取代博古最适合的人，就是周恩来。
如果周恩来想争这个总负责人的位置，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但他并没有这么做，反而用自己的威望和职务为教员站台 ，给教员造势。
在那样一个情况下，宁愿放弃当第一人的机会，也要给已经被弄出核心领导层的教员打辅助，这既是一种人生境界，也是一种智慧。
自知之明就是最大的智慧。
王明跟张国焘都没有这个自知之明，都想当领袖，可最后一个流落他乡，寄人篱下，一个投降国民党，仰人鼻息。
为什么说周恩来的认可，对于教员重回核心领导层很关键呢？
很简单，周恩来手里掌握了关键资源。
周恩来曾经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在校期间，他组织成立了一个青年军人联合会，红军第一批军事骨干就是周恩来带出来的。
后来军校学生到部队里任职，也是周恩来分配调动的。
从履历上说，五大之后，周恩来就一直担任主要领导人的职务，长期在核心领导层担任要职，有很深厚的群众基础。
而在遵义会议前后，他是最高权力中心三人团成员，还负责具体的执行工作，在军队里很有威望。
这样的资历，这样的位置，除了周恩来，在当时你找不出第二个。
所以周恩来的支持很关键。
很多资源的调动，组织上的调整，都离不开周恩来的支持。
04
如果说周恩来的支持，为教员提供了物质上、资源上、组织上的支持。
那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支持，就是在精神上、思想层面上，为教员重回领导层扫清了阻碍。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教员能一举拿下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权，除了他人的支持之外，教员自己也做了很多努力和工作。
没有无缘无故的支持，也没有突然而来的理解。
事情出现转向，不是等来的，而是自己做出来的。
第五次反围剿前后的遭遇，以及长征出发时差点被丢下的经历，让教员意识到团结的重要性。
什么叫政治？
“所谓政治，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敌人搞得少少的。”
如果再被孤立下去，不要说领导红军走向胜利，被甩出领导层后，不能调动相应资源，没有相应的组织权限，自己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也无力回天。
扭转红军的命运，重点不在于打破老蒋的围剿，而在于消除红军内部矛盾，让红军重新回到正确的方向上。
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不要一遇到事，就无脑怪他人不懂你，怪大环境太残酷，先问问现在的自己配不配赢？
教员的执行力非常强，他发现问题了之后，立即就开始了行动。
起先，在中央苏区时，张闻天跟王稼祥就已经对李德的军事指挥，提出了质疑。
而博古这个人，经验的确很少，习惯性的把反对自己的人，都弄得远远的，把自己的敌人弄得多多的。
张闻天说：“派我担任人民委员会工作，对于李德、博古同志说来，是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我从党中央排挤出去，另一方面有可以把毛泽东同志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
张闻天说的这个事，是二苏大的时候，博古推举他当人民委员会主席，这个位置的作用就相当于总理，管具体事务。
而教员是执行委员会主席，是个虚职，以前这两个主席都是教员担任的。
当时周恩来还反对过，说这样不合适吧，博古说教员反正也不管日常工作。
但博古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一举措，让教员有了了解张闻天的机会，双方之间在反对盲目军事进攻这件事上，找到了共识。
王稼祥的情况跟张闻天有点区别。
王稼祥这个人的性格比较孤僻，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他是留苏派的重要成员，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到了苏区后担任军委副主席兼任红军总政部主任。是个关键人物。
但他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战争中，遇到敌军轰炸，因为躲闪不及被炸成重伤，差点牺牲，虽然经过全力抢救，活下来了，可由于医疗条件有限，采取的是保守疗法，没有根本治愈。
后来参会的时候，伤口大化脓，又送回了医院治疗修养，一直没好。
王稼祥回忆说：“一直到长征开始时，才把我从医院用担架抬上长征之路的。”
而团结王稼祥、张闻天，就成了教员走出被孤立状态的第一步。
05
红军长征的时候，有一、三、五、八、九五个军团和两个军委纵队。
军委第一纵队代号“红星纵队”，军委第二纵队代号“红章纵队”（红安）。
一开始博古打算让六届五中全会的委员们，分散到各军团，但这个方案，被教员他们坚决否定了。
最后委员们基本都集中到了红星纵队，顾名思义，这个纵队是党和军队的首脑机关，是总指挥部。
红星纵队下面还分了四个梯队，博古、李德、周恩来等人都在第一梯队，第二梯队是后勤部队，第三梯队是大杂烩，炮兵营、工程营、野战医院都在这个梯队，第四梯队主要是干部团。
当时，教员和王稼祥、张闻天在一个梯队行动。
长征途中，王稼祥有伤，教员刚得过疟疾身体极度虚弱，他俩坐的是担架，而张闻天经常骑马行动，偶尔也坐担架。
行军的时候，教员跟王稼祥基本上是形影不离，二人经常坐在担架上沟通，晚上休息前，也经常坐在羹火旁分析此前中央苏区的军事失利。
王稼祥不怎么懂军事，可不代表他的逻辑不好。
教员跟王稼祥详细分析了中央苏区时，李德在军事战术上的错误，尤其是广昌惨败的错误论点，给王稼祥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王稼祥就彻底回过味来了，搞明白了中央苏区时，李德究竟是多么的不靠谱。
而张闻天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就有很多机会跟教员沟通军事上的问题。
甚至张闻天还亲自写了一篇文章，提出不仅要打破外部敌人军事的进攻，还要跟红军内部的“左”倾主义作斗争，其实就是指李德和博古。
李德说他们是小三人团，天天聚在一起议论些什么。
李德比博古的心思多一点，虽然听不懂王稼祥他们说些什么，可也猜到了大意。
为此，他曾专门找过王稼祥和张闻天谈过话，跟他们说：“你们两人都是从苏联回来的，你们必须齐心协力，中国革命需要你们齐心协力。”
潜台词就是说，留苏派要团结一致对外。
但现在想起来要团结留苏派已经迟了。
06
等到红军翻越老山界后，王稼祥他们由私下讨论军事战术上的错误，改为在政治局内部公开批评。
周恩来也回忆说：“从湘桂赣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既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讨论。”
实在是，不公开批评不行了。
因为，湘江血战后，李德和博古这两个人还不知悔改，铁了心的要继续北上，想跟红二、六军团汇合。
但有情报证明，老蒋已经从红军动向上识破了这一意图，在行军路线上布置了重兵，可李德还是认为，只要快速行军，就有机会跟红二六军团汇合，只有汇合了，才有希望。
起先，教员跟王稼祥这两个病号，都不知道这回事，张闻天得知消息后，立马跟他俩商讨对策。
再被他俩这样搞下去，红军迟早损失殆尽。
教员和王稼祥他们下定决心，要开一次大会，取消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权。
但不能着急，干事得有方法，就算是火烧眉毛了，也得耐下性子一步一步解决。
在初期力量比较小的时候，要聚焦进攻范围，先撕开一个口子。
道理很简单，你对矛盾施加的力量越大，遭遇的抵抗就越大，但你初期没有那么大力量，一下就把难度拉到底，很容易失败。
红军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调整行军方向。
老蒋在前面布下了口袋阵，结果李德跟博古偏偏要往口袋里钻，认为有能力及时跳出包围圈。
1934年12月11日，红军攻占通道县城，次日，在王稼祥等人的强烈要求下，军委在这里召开了紧急会议，也就是通道会议。
这次会议由周恩来主持，讨论的主要问题，就是红军接下来的行军方向问题。
1932年定都会议后，教员被解除了军事权，博古他们不让教员参加军委会议，时隔两年后，他们又把教员请了回来。
教员也没有矫情，一上来就成了主角，但这次发言，教员耐住了性子，没有一上来就激化矛盾。
周恩来作为会议主持人，给了教员足够的发言时间。
教员先是详细分析了当前的情况，建议红军放弃与贺龙会师的打算，改变路线，不向湘西北前进，改为向贵州西进军。
原因很简单，要是继续北上，红军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只有西进，向敌人的薄弱环节贵州进军，才有出路。
但李德跟博古坚持原定方针，要继续北上找红二、六军团。
议题不对，争议不断。
设置议题是个技术活，一个好的议题方向，可以避开大部分的矛盾，取得共识。
见大的目标没有实现，教员立马采取了一个折中方案。
先搁置争议，不讨论红军的战略方向问题，先解决战术问题，红军暂时先掉头避开强敌，向贵州西出发，具体去哪再视情况而定。
周恩来听后，觉得很对，后来补充说：“中央红军需要修整，可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兵力比较薄弱。”
这个方案，得到了众人一致同意。
这次就连博古也无法反对了，但他的嘴很硬，说：从贵州出发，可以一直向北，在那里才真正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
李德在回忆录酸溜溜地说道：“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小三人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
教员的策略，已经深深动摇了李德的军事权威，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07
12月15日，红军几乎没有遇到阻拦，顺利攻占贵州黎平。
黎平是一个繁华的县城，有二十多万的人口，资源也比较多，红军终于在这里得到了喘口气的机会。
18日，为了解决通道会议上悬而未决的红军战略方向问题，再次召开会议。开会的时候，李德生病了，没有参加。博古显得有点独木难支。
会议依然由周恩来主持，谁主持谁就有会议主导权。
会议主题延续通道会议的主题，讨论红军下一步究竟要去哪。
教员认为要放弃去湘西的战略，在川黔边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根据地。
此时，周恩来基本已经转向教员这一边了。
在会议发言环节，周恩来明显偏向教员，博古反驳的时候，被周恩来生气地的打断了一两次。
最后周恩来采取了教员的方案，正式通过了《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这是长征以来，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明确了教员的正确主张。
绕了一圈后，还是得靠教员来救场。
耿飚回忆说，有次在一个橘子园里，张闻天跟王稼祥坐在担架上讨论：“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
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不服不行。
既然周恩来这个时候，已经下决心要支持教员重回领导核心了，自然还有后续的措施。
政策转向后，组织方面自然也有动作，刘伯承被调回来重新担任总参谋长。
原来的秘书长邓毅超，因为肺部的问题一直在干部修养连修养，决定把邓小平调到中央来接替秘书长的职务，让他直接参与中央工作。
刘伯承和邓小平的主要作用，就是加强跟下面部队的沟通和领导，确保决议内容能得到贯彻。
说穿了，就是避免博古跟李德在背后搞小动作。
这些操作，都直接加强了教员在中央的影响力。
此外，在黎平会议上，王稼祥最早提出，到了遵义后要召开一次扩大会议，彻底解决军事路线的问题。
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埋下了伏笔。
教员的意见得到贯彻后，红军向西北方向挺进，直接甩开了湖南十几万大军，老蒋都懵圈了，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
红军一路畅行无阻，原本是好事。
但博古和李德不服气，想推翻黎平会议的决议。
12月20日的时候，部队到达乌江边，这个时候李德跟博古这两个人，动用手里的军事指挥权，想要强行让部队继续北上，去湘西找贺龙他们。
因为这个矛盾的爆发，召开了猴场会议。
08
猴场会议，是李德跟博古的最后反扑。
据参会者回忆，当时吵得非常厉害，李德坐的位置就好像是被审判席，几乎所有人都对他发表批评意见。
最后李德和博古不仅没有达成愿望，猴场会议把通过决议，取消了李德的军事独裁权。
决议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
这一下，就把李德跟博古干熄火了，可这个决议后来也造成了一些麻烦。
周恩来回忆：“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
李德土皇帝的地位没有了，而教员的待遇明显好了起来。
长征出发的时候，因为名单上没有教员的名字，结果教员的警卫员连基本物资都没有领到。
等到了乌江边上，待遇提到最高，警卫员都从两个，变成了四个。
警卫员陈昌奉说，在乌江边上，当时分配给教员住的房子，是长征路上他住过的最好的房子，比在中央苏区时的房子还好。
这表明，教员在红军内部的地位开始上升。
还真应了那句老话，打铁还需自身硬，教员过硬的军事本领，是他能重回核心的重要保障。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
这次会议的过程，我们讲过了很多次，本篇文章我们补上一点以前没讲的。
遵义会议的级别很高，是政治局扩大会议，基本上能来参加的主要领导都来了，包括各军团的首长，参会名单是周恩来亲自定的。
原本这样的会议，是需要先向共产国际报备的，但当时红军早已经跟共产国际失去联系了。
大概是1934年中旬左右，博古来中央苏区后，上海那边由李竹声等人负责维系。
结果李竹声被捕随后就叛变了，另一个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盛忠亮也在被捕后叛变。
跟共产国际联络的电台，也被查获了，双方就这样失联了。
此后一直到张浩返回陕北，才重新恢复联系。
李德说，跟共产国际失联，帮了教员一个大忙。提到这茬的时候，李德显得很不服气。
此外，在开会前，周恩来还把原先由项英挑选的警卫营撤掉了，将红九军团一个师调上来，这是湘东嫡系部队。
遵义会议上，教员被增选为常委，这是教员第一次进入核心领导层。
同时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取消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但常委如何分工，军事路线等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说白了，就是博古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09
博古本人只是承认军事路线有问题，推脱根源在李德身上，政治路线没有问题。
当时教员为了避免争论扩大化，的确没有对政治路线发起进攻，只聚焦谈了军事问题。
既然不承认路线错误，博古自然是不可能同意辞去最高领导人职务的。
而且我看了很多资料，并没有找到有哪份文件明确指出，遵义会议决定要更换博古的职务。
更换博古，是张闻天先提出来的，理由给的也比较充分。
损失这么大，博古的领导基础已经没有了，没有人信服他了。在红军需要新核心的时候，宣传工作也不好作，士气也鼓不起来。
他在这个位置上，很多工作都不好展开，他自己也难受。
周恩来再一次谈话中也说：“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
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让洛甫做了。”
那个时候，教员出任最高领导人的时机还不成熟，有一些人还是不服气的。
聂荣臻回忆说：
“会上大多数人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只有博古、凯丰出来反对……凯丰甚至很狂妄地对毛泽东同志讲：‘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看了些《孙子兵法》！’并且对会议表示保留意见。”
陈云也说：“会前不知道毛主席和博古等的分歧。进入苏区前，对毛主席是不熟悉的，且听说是机会主义......遵义会议后，开始知道毛主席懂军事，红军南渡乌江后，才佩服他的军事天才.......在独立自主问题上、徐州会战问题上，对他才了解的完满...”
所以这个时候，教员的威望还没有那么高，全党很多人对教员的认识，还不够充分。
但问题是，谁能说服博古呢？
因为这里有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向共产国际交待的问题。
遵义会议的决议最后要想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必须让博古心甘情愿。
按照共产国际的规定，各国党支部是没有权力撤换领导人的，就算领导人自己不干了，都不行。
所以这个问题很麻烦。
只能来软的，不能来硬的。
10
最后是谁说服博古的呢？
是周恩来说服的。
1935年2月初，周恩来跟博古有过一番长谈，具体谈了什么内容，没有明确的记载。
但结果是明确的，博古愿意交权，让张闻天担任总书记。
博古这个人比较干脆的，凯丰反而有点不服气。
伍修权回忆说，他听到凯丰对博古说：“对错误路线的批判，我还是接受不了，中央的大印不能就这样交出去！”
但博古顾全大局，服从组织，听从了周恩来的劝导，拒绝了凯丰的意见，决定交权，说：“好，明天就叫小康把挑子送过去！”
这里的小康，是博古的警卫员康念祥，而不是一直乱传的康克清。
两个铁皮箱子里都有啥东西呢？
康念祥回忆说，其中有几件重要的东西，文件、金条和代表权力的印章。
移交的时候，也没有啥清单，张闻天来看了一眼，确定重要的东西都在，就算移交完了。
后来才知道，王明走的时候，交待过博古，如果发生一些特殊情况，他俩需要交换信息，只信潘汉年的话。
潘汉年是博古和王明约定好的秘密联络者。
只有潘汉年带到莫斯科的话，才是博古真正的意思，而王明也只相信潘汉年的话。
为啥是潘汉年呢？
因为博古跟潘汉年的关系很好，潘汉年的从政之路，就是博古引导的。
说服博古自愿卸任还是很关键的，不然王明那关就过不了。
所以遵义会议后，潘汉年跟陈云就离开大部队，分头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的情况去了。
博洛交接，是在过鸡鸣三省村前后完成的。
但具体时间是什么时候，具体地点是什么，就连当事人的回忆都有些冲突，总之大概就是在这段时期完成的。
3月10日左右，开了次会，讨论要不要攻打打鼓新场，这算是教员成为核心领导人后，在军事会议上的首次亮相。
可能跟大家想得不太一样，教员王者归来后发表的重要军事意见，众将领不仅没有齐声唱诺，反而唱反调。
教员坚持不能打，其他人都坚持要打，搞得不欢而散。
一来不少人还是不太服气教员，二来此前在猴场会议上，决定了作战方针要拿到政治局讨论。
所以做军事决策时，十几二十几个人围在一起讨论。不管懂不懂军事，都要说两句。
领导刚履职新职务没几天，结果发表的第一条意见，就被众人推翻了。
有职场经验的人，应该都懂这意味着什么。
这样一搞，教员的工作就很难展开了。
11
这个时候，是周恩来站了出来，继续给教员站台。
当时开完后，各自都有气，可教员想了想，还是要把这个事拦下来，就连夜找到了周恩来，跟他详细说了这个事。
周恩来也给了教员很大的支持，以军事负责人的身份，发出命令，延迟进攻打鼓新场的时间。
果不其然，战场情况正如教员所料，国军有部队来包抄，要是贸然发起进攻，估计就被包了饺子。
所以打鼓新场的计划，自然就取消了。
随后，教员还建议，军事会议不能这么开，什么方针都要这么多人讨论，效率太低了。
周恩来跟张闻天也从善如流，接受了教员的意见，由周恩来、王稼祥、教员三人组成军事小组，负责军事。
教员是周恩来军事方面的助手，这是给教员的定位。
说是这么说，实际上周恩来还是把军事主导权给了教员，实际指挥军事的是教员。
然而教员主导军事后，指挥打的第一仗，就出了岔子。
土城失利，红军损失上千人。
上台后点的第一把火，就被人按熄火了，这给教员造成了很大压力。
但教员并没有就因此怀疑自己，随后指挥红军急速行军，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最终成功率领红军冲出了包围圈。
而在这个期间，因为部队行军太过频繁，搞得部队疲惫，前线很多将领都有怨气，认为教员有直线不走，非要走曲线，是指挥无能。
以林彪为首，闹出了个弓弦弓背事件，要让教员下台，换彭老总指挥。
会理会议，就是为了解决这一纠纷而召开的。
周恩来把将领都弄过来开会，在这次大会上，依旧是周恩来站了出来，详细解释了为什么要这么行军。
并拿出了相应的情报，印证说明教员的指挥是如何的神机妙算，成功让红军避开了多少危险。
随后在宣传工作方面，着重宣传了教员的指挥才能，把各种关键之处都讲了出来，这才把教员的权威巩固住。
等周恩来解释完了之后，众人才回过味来，都不敢说话了。
林彪等人站出来要换帅，其实就是军队不信服教员。博古、凯丰是委员，在土城失利后，说说风凉话，教员也就忍了。
可下面的将领，也搞这一出，还是在红军跳出包围圈的时候出来搞事，是几个意思？
真当教员是吃素的？
可想而知，憋了一肚子火的教员很生气。
结果这火没发在林彪头上，却发在了彭老总头上。
12
会理会议后，教员就基本站稳了脚跟。
从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并不是遵义会议一开，就万事大吉了。
要是没有周恩来的鼎力支持，教员的工作还是比较难展开的。
而王稼祥和张闻天的主要作用，还是体现他俩跟博古之间的关系上，以及苏联留学的背景上。
如果他俩不支持教员，不在会议上率先朝李德跟博古的错误开炮，是没有人敢直接反对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反对博古跟李德，就是反对共产国际。
这个锅没有人敢背，而一般人就算敢反对，也起不到啥效果。
你没有那个身份，没有那个资历，说话就是没有分量。
还是那句话，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
力量层次不对等，搞啥都是白扯。
涉及到共产国际的事，只能由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来解决。
而博古这个人也确实是比较坦荡的，既然做出了决定，就没有再搞什么小动作，还是有党性、组织性的。
后面跟张国焘斗争到时候，博古是坚定站在教员这一边的。
打归打，闹归闹，在正经事上，凯丰跟博古还是很明白的，并没有借机对教员落井下石。
话又说回来了，他们这么支持教员，并不是跟某些人说的那样，是教员搞阴谋论的结果。
做事的方法和手段，的确重要，可这只是表面的东西。
想团结人自然要拿出团结的态度来，别人怎么能看到你的态度呢？自然是要通过言行来体现的。
但一个人要想让他人打心底里服气，单靠手段有什么用？
靠的是能力，靠的是实力。
红军的情况就摆在众人面前，谁能带领红军摆脱困境，谁能打赢战争，谁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谁有真本事，就谁上。
这就叫，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冠冕堂皇的话谁都会说，可问题的关键，不是说话，而是解决问题。
可世人都喜欢说话好听的，都在挑错。
却鲜有人关心，究竟是谁在解决问题。